“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在中国还没有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和熟悉。在“人与生物圈”这个看似陌生疏离的名词后面，其实包含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事情，并且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科学发展渊源。

　　MAB是man and the biosphere的缩写，意思是“人与生物圈”。早在17世纪，澳大利亚地质学家Suess提出了“生物圈”这个术语，并且在1929年由俄国学者Vladimir Vernadsky第一次给出科学的定义和内涵。但是长期以来，它仅仅为少数科学家所了解，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正是在此条件下，1972年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了MAB，正与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发生在同一年。MAB是一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籍以维持生命的系统，探索恢复由于人口增长和对资源的掠夺而破坏了的生物圈的平衡的方法和途径。明确提出这一计划的总目标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以及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基础，预测目前人类活动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从而增强人类有效地管理生物圈自然资源的能力”。

　　MAB实施的前20年，提出了当时生物圈函待解决的问题，涉及14个领域，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温带和地中海型森林景观、热带稀树草原和草地、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山地和冻原生态系统、水域和海岸带、岛屿生态系统、城市、自然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工作的优先领域集中到生物圈保护区网的建设，并以此为依托，继续了上述14个领域的工作思路，并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同时MAB提出的14个生态环境的重点研究领域引导了世界生态学的发展潮流，为其它环境组织提供了先进的研究理念和工作方向。

　　MAB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人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应该与自然协调相处，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外的生物与自然的主宰。“协调”贯穿了MAB的始终，与我国政府目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符。在学科上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研究力量上提出研究人员与领导决策人员和广大群众结合，把MAB作为政府间的计划开展。这种模式不仅保证了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对于当代生态科学转向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另外，MAB还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人们对自然保护区功能的主要理解是对自然和半自然系统的保持。而MAB提出的“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第一次把保护、发展和培训、监测功能结合起来。在管理模式上提出了严格保护的核心区、可以进行与保护目的相一致的活动的缓冲区和实施可持续资源管理的过渡区。这种把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ICDP）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起到了先锋和示范的作用。